1979年春三月，北京医院深夜灯火通明。七十六岁的宋庆龄守在病床旁，紧握李燕娥瘦削的手。医生刚离开，她俯身在信纸上写下几行急促的字，字迹颤抖成都股票配资公司，墨色却重——那是一份给好友的“万一”。
写完信，她抬头看了看熟睡的“李姐”。外人只知道李燕娥是她的管家，却很少有人懂，这位广东乡下丫头陪伴自己半个世纪，替她挡过暗枪，也替她受过明刀。对宋庆龄而言，这不是下人，而是亲人。
时间回拨到1927年8月14日的凌晨，莫利爱路29号。屋外细雨如丝，二十岁的李燕娥瑟缩在廊下。门开，宋庆龄披着呢毯，见她通身湿透，递过一杯姜汤：“小姑娘，做我家的事很辛苦，也很危险，可愿意？”短短一句问话，注定了两条生命的交汇。
危险并非虚言。四个月前的“四一二”，蒋介石血洗上海。宋庆龄在报纸上连续发文抨击，立即被列入黑名单。她需要一双忠诚的手，也需要一双警惕的眼睛。李燕娥不懂政治，却懂得护主；从那夜起，她再没离开过那栋小洋楼。
“夫人，我愿意服侍您一辈子！”这是两人唯一一次用主仆身份起誓。随后发生的事，让这句誓言显得格外沉重：特务踩点、电话骚扰、毒信进门……李燕娥总在暗处挡开锋刃。1933年清晨，海凌天主堂外，她识破“热心姐妹”骗局；同年秋天，又揭穿“出租车司机”美男计。宋庆龄说：“李妈，你的直觉救了我好几条命。”
忠诚也要吃饭。1929年，李燕娥的流氓丈夫阿桂带着旧婚契敲门勒索。宋庆龄当即取出五十块银元赎回文书，自此斩断纠缠。她拍拍李燕娥，“你的人生，往后由你自己作主。”小保姆当场泣不成声。
上海解放后，宋庆龄搬进淮海中路故居。时代更迭，李燕娥的岗位没变：采买、做针线、把守大门。1961年冬，她发现厨房失窃食材，揪出监守自盗的厨师，却因此被菜刀砍伤。宋庆龄接到电报，连夜从北京返沪，一见面便改口叫她“李姐”。称谓的变化，是信任的勋章。
1979年春节前，体检查出李燕娥罹患子宫颈癌。宋庆龄调来最好的专家，又下令任何人不得透露病情。为了哄她开心，她亲手在病房摆上水仙盆景；李燕娥看着花，低声说：“我没什么本事，只盼夫人别累着。”话未落，宋庆龄已红了眼眶。
农历十月初十，病榻旁插满黄菊。宋庆龄替李燕娥过完六十八岁生日，两人一同切蛋糕，笑声被走廊里来回的脚步声冲淡。医生判断癌细胞已全身转移，随时可能休克。宋庆龄握着她的手许诺：“等你好了，咱们回上海，看梧桐树。”
1981年1月31日凌晨，救护车发动。李燕娥气息奄奄，仍攥住那只温凉的手，艰难挤出一句：“夫人，我去了，放心。”车门合上时，宋庆龄轻轻点头，却险些站立不稳。
李燕娥去世后，宋庆龄的健康像被抽走最后的灯油。二月里，她画了一张墓地草图，标出父母合葬处左右的位置，又在旁空白写下注释：“墓碑、碑文、花岗石颜色，与李姐完全相同。”末尾加重一句：“切勿葬于孙先生侧。”
有人劝，她毕竟是国父遗孀，依旧应归葬中山陵。宋庆龄摇头，语速很慢，“我答应过她，要作伴。”并让秘书抄录后，寄给老友廖梦醒。那封回信如今尚存，末尾批注：“所嘱必从，无需挂怀。”
5月29日，雨后天晴，玉泉山医院的阳光斜照病房。宋庆龄安静合眼前，再次重复最后一句：“墓碑……一样的。”这是她在人世的收声。
同年六月，灵柩运回上海万国公墓。下葬时，人们发现两块浅灰色碑石并排而立，高矮、宽窄分毫不差。石匠说，从未见过如此严格的尺寸要求。落土一瞬，无哀乐，无墓志，只剩轻风翻过梧桐叶，沙沙作响。
半个世纪的风雨相扶，最终定格为两方并肩的墓碑。历史往往铭记惊涛骇浪，而在浪花深处，也有这样悄无声息的守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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